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(重點摘錄)－胡言亂語

[ 哈佛開放式課程 ] 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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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正義」是哈佛大學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。近千名學生擠滿哈佛大學Sanders禮堂，聆聽Sandel教授談論正義、平等、民主和公民權。哈佛現已將課程對全世界開放，該輪到你進行這趟已吸引超過14,000名學生的道德反思之旅了。

Michael Sandel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，自1980年起於哈佛大學教導政治哲學。他的著作包括：《民主的不滿》、《公共哲學：政治道德論文集》、《反對完美的追求：基因工程時代倫理觀》，以及最近的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，他的著作已被翻譯成11種外國語言，並發表在《大西洋月刊》、《新共和雜誌》和《紐約時報》。

以下是個人的重點摘錄，全文請洽上列網址下載影片或全文閱讀。

第一講

第1部分－謀殺的道德層面：如果你必需在這兩種情況中作選擇（1）殺害一人而挽救其他五人的生命（2）什麼也不做，即使你知道這樣這五個人就會在你的眼前死去－你會怎麼做？

若是殺一人就能救五人，這就是大多數人認同的邏輯。為了拯救一個種族，你可以消滅其他種族。

這次你不是火車的駕駛員，你是個站在橋上的旁觀者，你正觀察著鐵軌上的狀況，軌道上來了一輛火車，軌道的盡頭有五名工人，煞車同樣失靈，而火車正要撞死那五名工人，由於你不是駕駛員，你覺得非常無助，直到你注意到旁邊有個人，在橋邊站著一個非常胖的人，你可以推他一把，他會掉落軌道，正好擋住該輛車，他會死，但他的犧牲可以救那五個人。

第二個案例裡面包含了主動的介入選擇，牽扯到推落一個第三者，而一般來說他本來不會參與這個狀況，所以選擇牽扯到他，而他本來可以逃脫這危險。

第一個案例中分成一個工人和另外五個工人，這是兩組之間的選擇，而你一定得要做選擇，因為火車必然會撞死人，你的選擇無法改變這結果，火車已經失控，而你是在做危機抉擇，而推落胖子是個直接的行動，對你來說就是謀殺，差別在於一個你有控制力，另一個案例則是沒辦法控制火車。

所謂符合道德、正確的事，標準在於你行為所造成的結果，最後的關鍵，即使殺一人救五人也是對的，這就是結果論的道德推論方式。結果論主義者的道德推論，將道德定位在結果對於世界的影響上，也就是世界因你改變的結果如何。

殺死一個人，危害一個無辜者，即使是為了拯救五條人命，至少人們在我們的第二個案例裡面都會重新思考，這是第二種分類型的道德推論類型。道德推論法將道德定位在某些絕對的道德標準上，不管結果如何，都將道德定義在某些類型的責任和權力上。

結果論型態的道德推論法，最有名的就是被發明出來的功利主義，是由Jeremy Bentham在十八世紀發明的。他是一名英國的政治哲學家，而最重要的道德絕對論哲學家，則是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Immanuel Kant。

哲學會讓我們遠離慣例，遠離廣為人接受的假設，遠離已不受爭論的信念，這就是我所提到的個人和政治性的危險。而在面對這些挑戰時，可以有避免的方法，這避免的方法叫做懷疑論方法。

有時我們會將行為的道德性定義在結果上，定義在對世界的影響上，我們稱呼這為結果論的道德推論法。但我們也同時注意到，並不是只有結果才能夠影響我們。有時我們認為不只是結果，有時還必須要考量行為本身的道德品質。有些人認為某些事物從類別上就是錯誤的，即使結果是好的，即使殺一人能救五人也是不對的，所以我們將結果論的道德派別和分類派加以比較。

道德結果論。最有影響力的一個版本，也就是功利主義的哲學。十八世紀的Jeremy Bentham是英國的政治哲學家，也是第一個系統化的表述功利主義道德理論的人。而Bentham最基本的概念是，其實非常簡單，是非常道德層面上、直覺式的，Bentham的概念是這樣的。所謂的為所應為關鍵在於將利益最大化，他的利益是甚麼意思呢?他的利益是歡娛勝過痛苦，快樂勝過受苦，而他是如此推論出利益最大化的理論的。他一開始觀察到我們所有人，所有的人類都被兩個關鍵所主導，痛苦和歡愉。我們人類喜歡快樂，不喜歡痛苦，所以我們的道德應該立基於利益，不管是我們考量自己人生該怎麼做，或是以公民和民代角度思考法律應如何訂立，不管是個體或是集體結合的行為，都應該以整體快樂最大化為目標。Bentham的功利主義有時會被簡化為這麼一句口號，「越多人的幸福越是正確。」

吃人肉的案例：Sandel以一個十九世紀著名的四個船難船員法律案例，介紹功利主義哲學家Jeremy Bentham的理論。在海上漂流十九天後，船長決定殺死他們當中最孱弱的打雜少年，這樣他們就得以賴他的血肉維生。

在非常狀況之下你得做必要的手段以求生存。

無論任何情況，人類都不應該把其他人的性命掌握在手中，我們沒有這個資格。

殺死Parker的原因在於其他的船員希望有一天會獲救，因此殺死他的理由並非斬釘截鐵，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獲救，所以殺害他也是白費。難道你在獲救前要不停的殺害船員嗎?然後最後大家就死光了，因為終究會這樣?

但這樣又有何差異？和貧窮的家庭想要養活自己，我認為這毫無差異，我認為無論如何，如果我殺了你只為了讓我自己過得更好，這就是謀殺。我認為我們都應該一視同仁的思考、公平的對待，而不是汙名化，汙名化某些行為，讓某些行為看來更野蠻，而事實上這些根本都是一樣的謀殺，不管跟你家人有沒有關係。

第二講

第1部分－為生命訂價：Sandel提出了一些當代案例中將人類生命訂價的損益分析。
第2部分－如何衡量快樂：Sandel介紹了功利主義哲學家J. S. Mill，他主張尋求「最大數量最大利益」可兼容保護個體權利，並在此功利主義中納入崇高和低下快樂之間的差異。

Bentham的功利主義，它的中心思想是，不管是個人還是政治的道德判斷，道德的最高準則都是追求福祉最大化，或所謂的集體幸福，或是整體平均上的歡愉勝過痛苦，也就是利益最大化之意。利益最大化這個原則針對的不只是個體，還有針對整個社群和立法代表。

通常這樣的利益最大化邏輯都是以損益分析之名為之，企業和政府都經常這樣做，通常會牽扯到價值定義，通常各種提案中所謂的利益和耗費的代價是以金錢計價。

越多人的越大福祉越是正確這件事不能說服我，佔少數的那些人怎麼辦？這對他們並不公平，他們根本沒辦法表示他們的利益。所以我們反對功利主義有兩個主要的理由，一個是功利主義是否真的尊重個體權利或是少數權利，而另一個則是挑戰整個累積的利益，或是對價值的偏好，有可能累積所有的價值轉換成金錢估價嗎？

我們究竟可否用共通的價值，來換算一切所有價值的共通性，以及所有道德的可轉換性，是否都可以轉換成金錢計價？但對於這樣的憂慮，擔心價值和偏好的換算部份有第二個切入角度，為什麼我們要評量所有的偏好，卻不去計算它是正向還是負向的偏好呢？難道我們不該分別高尚快樂和低下的快樂嗎？

對Bentham來說，唯一重要的關鍵是幸福或是痛苦的強度和長度，所謂的「高等幸福和高貴的道德」。根據Bentham的說法，也不過就是製造更強、更久幸福的模式而已，要說明這個看法最有名的類比就是，幸福的量化都是公平的，「圖釘遊戲跟詩歌一樣等級」。

Bentham的支持者可能會辯解，誰有資格說哪個幸福、哪個快樂比較高尚？誰的幸福又比較有價值或是更高貴？但這樣拒絕做品質上的分別是對的嗎？我們能夠完全拋棄這個想法嗎？某些我們喜歡的事物會比其他的更有價值或是更高貴？

John Stuart Mill試著人性化功利主義，他試著做了一件事，他將功利主義的運算式擴大，並且增加希望能夠納入人性的考慮，包含個體的權利以及崇高和低下的快樂之間的差異。他清楚的闡釋，功利是道德的唯一標準，他認為這樣的觀點並非是挑戰Bentham的看法，相反的只是更加確認。他說的非常清楚，「唯一證明人們對事物需要的證據，就是證明人們對這些事物的慾望。」他認為功利主義者應該可以辨別高尚和低下的幸福，如果你兩者都嘗試過，而你喜歡的那個就是崇高的、自然的且永遠如此。

「在這兩種快樂之間，所有經歷過這兩者的人幾乎都會選擇某一種，與任何道德上的責任無關，也就是說，沒有獨立的標準，就可以判別出較為偏好的快樂來。」Mill的觀點是認為，高尚的歡愉的確需要培養和欣賞和教育，他並沒有爭論這一點，但一旦經過培養和教育之後，人們不只會明白高尚和低下歡愉的差距，更會偏好其中較為高尚的選項。「當一個不滿意的人類更勝過當一隻滿意的豬，當不滿意的蘇格拉底更勝過當滿意的愚者，如果愚者和豬對此看法不同，那是因為他們只知道自己的經歷」。

Mill關於個人權利的回應呢？他說，「我不認同任何依附在想像的標準上之正義理論，除非它們是以利益為基礎。」
正義更為高尚，而個人權利同樣被尊重，但完全是仰賴在功利主義的假設上，所謂的正義是某些道德需求的名稱，在考慮到整體之下，在天平上有較高的地位，因為這是社會集體利益，所以位階較高，有更高的強制性，所以正義是神聖的，擁有優先權，擁有特殊性，不是可以隨便跟其他小事交換的事物。